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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江西省检对九江市检提请抗诉终审查决定的控告告与申诉

发布时间:2021-04-15 12:32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admin

  打工女遭村规民约成权利黑户 十年申诉受害人欲哭无门

  (一)打工女被剥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原告徐毓1979年10月26日出生于修水县义宁镇福湾村十组,自包产到户起即享有承包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依然与本组其它村民同等分得承包土地,并及时缴纳了历年各项上缴义务。
  2002年学校毕业后与其它应届毕业生一样自主择业,前往深圳打工。
  2006年1月26日与四川藉男子秦福才(本案原告)在修水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双方依据《婚姻法》第九条规定,秦福才迁入女方(徐毓)住所义宁镇福湾村十组落户,与女方父母同住,并共同承担女方父母赡养义务。同年六月由义宁镇计划生育办公室核准颁发第一胎准生证,2007年生育一子,取名秦瑞(本案原告)。
  2009年9月,良圹新区开发,福湾村十组被列入征收拆迁范围,该组在分配土地补偿费时,以“徐毓已经结婚,属出嫁女,其承包地已被调整,按村规民约规定,自登记结婚起,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动取消,秦福才户口迁入未经本组同意,属挂靠户,不得享受任何权利”为由,拒绝分配给徐毓等三人。同时镇政府在拆迁安置时也以“徐毓属出嫁女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出嫁女不管户口迁出与否一律不作安置”为由,拒绝分配徐毓等三人安置房指标。
  三受害人及家人对此不服,认为福湾村十组和福湾村委会以及义宁镇政府未告知承包人单方面调整承包土地,否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剥脱其依法应当享有的权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江西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相关规定,多次与村民小组勾通无果,又多次向福湾村委会、义宁镇镇政府申请协调解决,同样遭到拒绝。被告原组长钱兴贵公开叫嚷、煽动“谁都可以分,就是不分给徐传信女儿”、“不分就是不分,有本事他去告”、“别说法院,就是中央来了也不理他”、“犯法就犯法,要拘留要坐牢每户去一个,看他班房能关多少人”。
  无奈之下,三受害人徐毓、秦福才、秦瑞委托徐毓父亲徐传信(以下称徐传信)和修水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付菊梅女士向修水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其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有与其它集体成员平等权益。遭修水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春红和分管立案工作的纪检组韩组长拒绝。刘春红说“你找错门了,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民政局的事,应该去找民政局”。
  无奈之下代理人徐传信通过电子邮箱向省政法委舒晓琴书记申诉,舒书记及时将申诉信批转给修水县政法委,要求依法处理,确保当事人诉讼权力。县政法委殷书记将舒书记批件分别批转给义宁镇政府和修水县法院(县政法委徐主任经办),要求镇政府7月25日前作出处理结论,但镇党委书记卢治轩将转批件扣压;随之,县法院政策研究室邹主任电话约见徐传信,告之“你可以选择要求政府处理,也可以选择起诉,如果选择诉讼,法院承认你的诉讼权力,你可以直接到立案庭去立案。

  (二)修水县人大副主任、义宁镇党委书记
  卢治轩滥用职权强行插手、干预法院审判工作
  法院受理后,被告组长梁振国、原组长钱兴贵纠集徐宝健、梁振福、梁文星、方承金、梁振生等数人找到卢治轩,卢当场亲口答应 “你们放心,这事我来处理”、“这场官司让他姓徐的打赢了,我自已卷铺盖走人”, 又亲自到修水县东泰律师事务所找到原告代理律师付菊梅女士,要原告撤消起诉,后来又当面威胁徐传信“如不撤诉就取消你本人的安置房。”
  2010年7月,江西《新法制报》记者付薇就本案电话采访卢治轩,卢治轩回答说“这些问题都是按村规民约处理的。” 当付记者问能不能看看村规民约时,卢说“村规民约平时是没有的,当需要的时候就会出来发挥作用。”
  荒唐吧!这就是一位县委常委、人大副主任兼镇党委书记(现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说的话。
  修水县法院于2010年9月6号开庭审理。
  庭审时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
  (1)原告徐毓与秦福才结婚证;
  (2)三原告常住户口簿;
  (3)义宁镇计生办核准颁发的第一胎准生证;
  (4)福湾村委会出具的徐毓等完成历年上缴义务的书面证明;
  (5)秦福才原藉村委会出具的“秦福才自户口迁出后没有享受该村集
  体成员相应权益”的书面证明;
  (6)义宁镇政府“原告没有享受拆迁安置房指标”的证明;
  (7)三原告与该组其它村民同等享有合作医疗和新农保的缴费凭证。
  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
  (1)福湾村十组村民“坚决不同意分钱给徐传信女儿”的会议记录;
  (2)被告律师与该组原组长钱兴贵“我们村规民约规定出嫁女不得享有任何权益”的谈话笔录;
  (3)福湾村委会“徐毓的承包土地已经调整,其它出嫁女也是这样处理的”和“徐毓、秦福才、秦瑞没有享受征地利益分配”的书面证明。
  开庭次日,被告又找到卢治轩,卢又亲自打电话给法院,责令不得判原告胜诉,并强令立即解除已保全的被告财产。为此,徐传信找到法院分管民事的吴副院长,吴副院长说“你放心,你这个案子我会亲自跟进,过两天我亲自去找卢书记,和镇里共同做工作协调处理,你也不要得理不饶人,该让步的还是要让步。”徐传信当即回答“只要承认侵权事实,具体补偿数额可以协商。”吴副院长说“那是当然!”但吴副院长的意见遭卢治轩拒绝。
  卢治轩身为领导干部,明知省纪委、省政法委、省委组织部曾联合发文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干予具体司法案件的审判工作,滥用职权强令法院违法裁判;对上级责成处理的批件扣压,拒不办理;并以“取消受害人家人安置房”胁迫当事人撤诉,侵害当事人依法应当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

  (三)法院枉法裁判
  修水法院迫于卢治轩淫威,于2010年11月2日作出裁定“鉴于目前尚无法律法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属民事权益争议,故三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驳回起诉。”(修水县法院[2010]修民字第960号民事裁定书)
  事后,主审罗孝山法官还当面对徐传信说“对不起老徐,很理解你们有冤无处申的心情,但我只是一个小法官,实在帮不了你。”
  本案上诉到九江市中院后,由于本案是卢治轩出面干予的,故二审开庭后,九江法院民一庭李庭长专程到修水偕同修水法院吴副院长找到卢治轩(地址在义宁镇政府卢治轩的书记办公室),希望庭外协调解决,卢治轩当场答应亲自牵头协调,但当时正忙于竟选副县长,事后又推给义宁镇纪委书记陈松林,陈拒绝协调。
  二审期间(4月28日),被告再一次分配土地补偿费(除预留20万元备用款外,每人分得33600元)没有分给三原告,并在徐传信本人名下分得的补偿款中强行扣除了因原告打官司造成的伙食费、误工费等8398元。
  2011年5月20日,九江中院作出二审裁定,以“无相关法律规定”为由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2011]九中民一终字第134号民事裁定书)。
  原告不服,委托九江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宏申诉,尹律师通过九江市检察院民行处检察官李平洋(尹称是朋友关系)申请抗诉,被李平洋拒绝。
  于是原告委托徐传信直接向省高法申请再审,2012年3月7日,省高法立案复查。但检察院在得知省高法立案复查后,又突然提出抗诉。
  省高法裁定终止复查,发往九江市法院再审。
  九江市法院组成以审监庭副庭长金婉琴为审判长的合议庭,于2013年7月4日开庭再审。但检察院出庭抗诉的李平洋在法庭上念完抗诉书后一言未发,坐了不到10分钟就走了。
  再审裁定认为:本案原告徐毓户藉虽然一直在被告处,但本人长期在外打工、生活,其结婚后不仅未按当地习惯将户口迁走,相反,其丈夫(原告秦福才)不顾被告村集体反对,单方面将自己的户口迁至被告处与被告徐毓的户口合并,二原告的上述行为一直未得到被告福湾村十组的接受,被告亦不认可原告徐毓、秦福才及其婚生子秦瑞为其组员。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涉及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应以原告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前提,认为“本案被告作为村集体始终认为原告系“出嫁女”“空挂户”,拒不接纳三原告为集体成员,故三原告起诉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以认定,原告的起诉因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条件而不应受理。”裁定维持原裁定([2013]九中民抗再终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
  第一,再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
  再审裁定唯一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涉及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应以原告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前提。”
  一,该《解释》第一条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无前提条件, 裁定书所谓的“前提”条件,是金婉琴为袒护被告故意将第二十四条和第一条拼凑篡改的。
  二,《解释》第二十四条虽有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 请求支付相应份额时,应当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指的是法院对于请求支付份额诉求的实质审查, 与法院是否应当受理无关。 前者为“请求支付争议”,后者为“法院应否受理争议”,程序不同。
  三,如果非要说前提,也是第二十四条应以第一条为前提。
  四,此外,该《解释》第二条同时规定 当事人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五,金婉琴故意颠倒混淆,将第二十四条纂改为第一条关于案件受理的前提条件,违背最高法司法解释本意,不能作为法院不予受理本案的法律依据。
  第二,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法律有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和《江西省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调解解决,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条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五十五条 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或者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侵害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权益的,受害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第三,法律对如何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三原告是否应当享有被告集体成员平等权益也有明确规定
  我国婚姻法第九条明文规定:登记结婚后,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成员。这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权力,不能因为其它妇女选择婚后迁往男方落户,本案原告也得迁往男方落户。原告秦福才户口迁入女方住所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金婉琴所谓的“当地习惯”不能替代法律,法院及其审判人员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
  《江西省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九条 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本村村民的新出生子女且户口未迁出的和与本村村民结婚且户口迁入本村的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和《江西省关于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三十一条 因结婚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从落户之日起,享受落户地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各项权利。
  以上法律都是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应当遵循的有效法律规定,并非“无相关法律规定”,再审裁定违背上述法律规定,属枉法裁判。
  第四,轻法律而重村规民约
  纵观本案,从一审到再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孰重孰轻、孰先孰后。
  原告起诉、申诉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明确、证据充份、事实清楚。
  被告剥脱原告集体成员资格的理由除了“村规民约”和金婉琴所谓的“当地习惯”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被告从一审到再审,从未向法庭出示过任何所谓的“村规民约”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文件,也没有说明“妇女结婚后其集体成员资格自动取消,不再享受任何集体权益”的规定出于村规民约的哪一条哪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二十七条和《江西省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十条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以及歧视妇女、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的内容。
  被告所谓的“村规民约”和金婉琴依据的“当地习惯”,明显与《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相抵触。然而金婉琴对法律熟视无睹,而对被告所谓的村规民约不问有无,不问是否合法,一律以被告唯是。哪里有半点“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 的影子?
  第五,金婉琴歪曲事实、颠倒是非
  (一)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原告与被告集体一直存在社会经济往来关系,本来就是该集体成员之一的事实。
  被告提交的证据除了证明他们侵犯原告应当依法享有的权益的事实外,没有任何法律意义。
  裁定书虽然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综合个人与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存在实际联系,二者是否形成从属关系等情况判断。”但却不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出发查清事实,处处唯被告为是。
  再审裁定书满纸都是“原告长期在外打工”、“原告未按当地习惯将户口迁走”、“被告始终认为”、“被告拒不认可”、“被告拒不接纳”、“出嫁女”、“挂靠户”,处处站在被告立场,句句维护被告,口口声声都以被告唯是,没有半点公平、公正的痕迹?
  (二)长期在外打工就不再是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吗?我国有近数亿农民工在异地谋生活,其中不乏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就在被告十组,在外打工生活几年、二十几年的都有,有的甚至已经在外地买房长期居住,有的连户口都落在外地,原组长钱兴贵弟弟钱火生在湖北丹江市与一当地女子结婚并生育一子,户口随母落在丹江市,属城市户口,离婚时其子随母,仍在丹江,在分配土地补偿款时,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要求见户口分钱,钱兴贵当时回答“户口随时可以迁来,但因此造成的损失得组上赔偿。”看看“大村民”何等霸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涉农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七条明确规定 在审理因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实行差别待遇,侵害当事人利益引发的纠纷案件中,要依法充分保护农村集体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第六,庭审违法
  (一)庭审开始,金婉琴就宣布法庭纪律:没有宣布庭审结束前不得离开法庭,否则视为放弃权利主张,但中途被申诉人梁振国见去找市委领导(钟利贵)的村支书徐件华来了,因急于想知道领导的态度,未打招呼就出去了,金婉琴只说了声“呃,梁振国都出去了。”随后也跟了出去,未经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没人宣布庭审结束,就草草收场。
  (二)金婉琴在庭审一开始就明确 “今天只就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进行调查,即使属于法院受理,对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也只能发回修水法院重审”。
  金婉琴既言“对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只能发回修水法院重审。”可见再审并未就“原告是否集体成员资格”进行法庭调查,凭什么认定“原告不具有集体成员资格”? 法院无权对未经法庭调查的事项作出裁判。
  (三)徐传信发言指出,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已有明文法律规定,刚开口就遭金婉琴打断,说“你想得太简单了,你这个案子判了,别人的案子怎么办。” 总之,被申诉方说什么都可以,而申诉方每次开口,不是“不可能”就是“你想得太简单了”。可见剥回原告申诉是开庭前就已串通好了的。

  检察机关违规办案
  第一,申诉人在再审结案后,自2014年3月16日起,多次向九江市检察院申诉,要求依法继续监督:
  第一次被民行处一叫于红的将材料扣压半年多,后在举报中心曾检察官催问下才于12月份退回举报中心;
  第二次转给反渎局查办,遭该局高局长抵制,曾检察官原话“我们主任和高局长都吵起来了”;
  第三次 经分管副检察长协调由民行处和反渎局联合办案,材料又一次被民行处扣压。从2014年3月到2017年3月,被扣压整整三年。
  2017年3月9日,徐传信再次到九江市检追问,经控申处李处长(女)汇报,分管副检察长又一次协调由民行处向省检提请抗诉。
  但在省检立案复查后,九检民行处副处长陈某又以汇报为名亲往省检阻止。
  2017年9月28日,原告代理人徐传信打电话给省检承办检察官危欢询问复查情况,危欢才在电话中告知“你这个案子已经终结审查了,有什么问题你去找九江市检吧,他们说,这个案子是他们自已依职权发现的,不是你们申请的。”
  10月9日(国庆节假后上班的第一天),代理人徐传信按危欢说的前往九江市检索要终结审查决定书,但民行处对危欢的说法予以否认,说“我们已经提请抗诉了,终结审查是省检决定的。” 对索要决定书或书面答复的要求,民行处陈副处长说 “可以书面回复也可以口头回复,有规定拿规定来再说。” 态度非常强硬。
  无奈之下原告依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人民检察院受理控告申诉依法导入法律程序实施办法》和《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等相关条款先后向九江市检、江西省检、最高检对卢治轩滥用职权干予司法审判、金婉琴枉法裁判、李平洋和陈处长等违规办案提出控告和申诉,无一回音。
  第二,经过修水~九江往返几十个来回强烈要求,以及控申处丁处长的催促下,九江市检才迟迟于一年后(2018年9月25日)作出九检访复(2018)10号《九江市人民检察院来访答复函》。
  一,答复函称:本院办理民事行政监督案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该案立案、审查、提请抗诉均依法依规进行。
  (一) 从2011年5月20日二审结案后,原告委托律师申请监督遭李平洋拒绝,到2012年9月6日提起抗诉已经一年多了,其时省高法已经立案复查。既然抗诉,说明本案符合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监督申诉的规定,那么李平洋在原告委托律师申请抗诉时,对依法依规应当受理的案件拒不受理,是合法合规还是违法违规?为什么要等到一年多后,在上级法院已经立案复查时才提请抗诉?这叫依法依规吗?难道同一案件、同一当事人,受理合法合规,不受理也是合法合规的吗?是不是有规定凡上级法院没有立案复查的案件检察院一律不予受理?或者说检察院受理民诉监督案件必须首先由上级法院立案复查才可以受理?
  (二),对再审结案后,原告要求再监督,2014年3月举报中心就已经立案,当时曾检察官还出示了案件立案申报表,上面有处长和领导同意立案的签名,曾检察官当面告知“承办部门会打电话和你联系的”。并将申诉材料转给了民行处,此后,申诉人又多次找过李平洋本人、举报中心的曾检察官、控申处原丁副处长(现处长)、李处长(女,现已退休)。曾检察官也帮催问过。至2017年3月20日提请省检再抗诉时,已经整整三年了,这符合哪条法律法规?
  二,答复函称: 再审裁定作出后,你(徐传信)作为代理人,多次来本院递交申诉材料,要求继续监督。本院对该案跟进监督,并提请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证明提请省检抗诉是根据原告的申诉决定的,省检危欢所谓“该案是九江市检依职权发现的,当事人没有申请,不需要监督。” 的终结审查理由与事实不符, 纯属捏造,终结审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又拒不给予终结审查决定书,不符合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终结审查的规定。
  第三,代理人徐传信于2018年10月29日,携带申诉书、九江市检来访答复函和相关法律依据前往江西省检,索要终结审查决定书或不支持监督决定书,以及控告李平洋等的答复,被举报中心和危欢拒绝。
  危欢面对九江市检访复函“再审裁定作出后,你作为代理人,多次来本院递交申诉材料,要求继续监督”的证据, 仍然强辞夺理,一会说“这又不是民行处的答复”,一会又说“是我在审查材料时发现的”,一会又说“你又不是当事人”,其语气和九检民行处陈副处长“你女儿的案子,关你什么事!”如出一辙,咄咄逼人。
  一,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和回复当事人按规定统一由案件管理部门依据查办部门的反馈意见办理,况且当时控申处丁处长给答复函时,民行处陈处长也同时在场,怎么就不是民行处的答复?
  二,代理人徐传信作为原告徐毓父亲,受三原告委托申诉,提交了授权委托书以及和当事人徐毓父女关系的证明材料,符合《民诉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八条(二)项、第五十九条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且原告和徐传信互为赡养和被赡养关系,怎么就与当事人无关?这难道不是故意刁难?
  三,徐传信作为对卢治轩滥用职权、金婉琴枉法裁判和李平洋等违规办案的实名控告人,依照《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受理控告申诉依法导入法律程序实施办法》第十三条、十四条等规定,有权要求受理控告的检察机关书面答复,江西省检察院作为受理控告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办理。
  第四,向最高检申诉后,控告检察厅将材料转往江西省检,民事检察厅则依据已经终结审查的案件各级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拒绝受理。就是对省、市两检违规办案 无人理会。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七十五条“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发现的案件,经审查不需要采取监督措施的应当终结审查”的规定,是指当事人未主动申请监督的,即民不告官不理。
  一,盖有九江市检珠红大印的访复函明确载明“再审裁定作出后,你(徐传信)作为代理人,多次来本院递交申诉材料,要求继续监督”。
  二,九江市检提请抗诉是因控申处李处长接访时听取徐传信的申诉,向领导汇报后才决定由民行处提请省检抗诉的,李处长接访时李平洋和曾检察官都在场。
  以上事实证明无论省检终结审查是依据九检“该案是他们自己发现的”还是危欢说“是她审查材料发现的”都是无稽之谈。
  难道这些铁的事实不足以证明省检终结审查是错误的吗?
  难道错案就只能继续错办下去吗?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一条虽有“人民检察院已经审查终结作出决定的案件各级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的规定,但终结审查决定应当符合该《规则》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省高检决定对九江市检提请抗诉终结审查,无论从法理层面还是事实层面都是错误的。
  该《规则》第七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中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
  据此,江西省检终结审查决定应当予以撤销。
  第五,又经两年多,2019年10月份收到江西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群众来信回复函》。
  回复函称:“该案经抗诉后,法院已作出再审裁定,依据法律和规定,你的申诉不再进入检察监督程序。”
  法律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117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仍符合抗诉条件的和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处理结果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跟进监督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回复函所谓 “已经抗诉再审的案件不再进入检察监督程序”的规定纯属子虚乌有,明显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117条 相抵触。
  对照《江西省检[赣检民行抗(2012)32号]民事抗诉书》,再审裁定书明显与抗诉书意见相悖,完全符合《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117条规定跟进监督和提请上级检察机关抗诉的要件。
  事实上,九江市检虽经拖延三年,亦已根据当事人申诉提请抗诉(九检民(行)再监[2017]36040000001号提请抗诉通知书),江西省检也已经受理立案(赣检民(行)监[2017]36000000040号受理通知书),根本不存在所谓“抗诉再审后,不再进入检察监督程序的规定”之说。
  访复函所谓抗诉再审后不再进入检察监督程序与终结审查理由只不过是捏造过一个借口勿悠当事事人,与九江市检提请抗诉和省检受理提请抗诉更是牛头不对马嘴。
  此后,检察院又通过义宁镇政府打电话和约谈,阻止当事人申诉。
  本案 从卢治轩强令修水法院不得判原告胜诉到法院枉法裁判,再到检察机关李平洋、陈副处长、危欢等对原告申诉拒绝依法办理、扣压拖延、捏造事实、推诿搪塞、刁难抵制, 所谓的合法合规,究竟符合哪一条法律?符合哪一条规定?
  一个法律规定明确、证据齐全、事实清楚的民事纠纷案件,就这样被黑掉了,让受害人明知有冤却无处申诉,明知有理却无处伸辩,造成受害人各项损失一百多万元。至使原告至今居无住所、流落异地、赁屋而栖,有家难回、有乡难返。
  说他们不懂法律, 还是说他们不懂得法律与村规民约孰重孰轻、孰先孰后?
  难怪卢治轩口出狂言“让他姓徐的打赢了官司, 我自己卷铺盖走人。”
  福湾村十组在以钱兴贵为首的少数几个人的操控下仗势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该组自1996年起就每年有3万多元钱土地出租收入(出租给人办砖厂),以后又出租河边沙地给人生产水泥砌块,至土地征收时,连续十多年,每年都有几万元收入,总计几十万元。这些钱款,除了在05年取消农业税费之前,每年统一上缴全组的8千多元各项税费外,全部被原组长钱兴贵、梁文星等人或独吞、或私分。
  自2009年良圹开始征地起,全组共获得征地补偿费1千多万元,全由梁振国、钱兴贵、方承金、徐宝健、梁文星等少数几个大村民独揽,拒不算帐,徐宝健在全组村民会上,对要求算帐的村民公开威胁“谁要算帐?我头都扭掉他的!” 正是因为有人对这些“大村民”的袒护和支持,被告最后一次分配土地补偿费时预留的20万元,亦被梁振国、钱兴贵等几个人私分。
  请问这不是黑恶势力是什么?
  常听说法律是公正的,要相信法律,要学法、守法、依法!可在本案中法律连被告口中信口胡诌的、根本不存在的村规民约都不如,法律在哪里?公平、公正在哪里?
  故请求:撤销江西省检对九江市检提请抗诉终结审查不当决定;重审原案;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请还法律一份尊严!

  徐传信
  通讯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七里湖街道曼城小区13幢
  联系电话:15179256621
  二0二一年二月十七日




  以上事实如有虚假 愿以诬告罪受罚!

  相 关 法 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涉农民事案件审判工
  作的指导意见》
  《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受理控告申诉依法导入法律程序实施办法》
  《最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
  《最高检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1)二审裁判书
  

 不服江西省检对九江市检提请抗诉终审查决定的控告告与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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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抗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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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再审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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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九江市检提请再监督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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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江西省检受理再监督立案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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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九江市检访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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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江西省检12309回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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